关于2021年的就业形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张纪南日前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的企稳向好，就业将延续总体平稳的态势。但张纪南也提到，我国今年的就业总体压力不减。今年我国待就业安排的城镇劳动力仍在1500万人左右，而今年的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达到909万人。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影响，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较为突出。不少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相继减少招聘或延期招聘，导致本科生、研究生乃至博士生都面临就业难的严峻挑战，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
疫情影响下大学生就业市场供需失衡显著
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司长张毅表示，2020年初，受疫情的冲击，我国企业停工停产较多，就业市场受到明显影响，2020年2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升至6.2%。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实体企业的正常运营，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在尽力缩减人力成本，即使是财政拨款的政府公共服务部门，也会尽力降低行政管理方面的开支。所以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失衡是导致就业难的首要原因，当然，大学生自身的择业价值观也是制约其就业难的重要因素。部分大学生将择业范围仅局限于体制内的公务员、国企、事业单位等机构，很少考虑体制外的民营企业就业机会，这导致体制内的就业岗位呈现过度竞争态势。而在疫情的影响下，体制外的民营企业也不得不缩招甚至停招，这导致体制外就业市场的总容量减少，不少大学生也被迫转入到体制内岗位的应聘竞争赛道中来，由此加剧了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矛盾冲突。
以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炙手可热的金融行业为例，可以窥探疫情对于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影响机理。以往，金融行业的跳槽会带来岗位间的流动性释放，比如银行中客户经理的跳槽，客户经理助理就会升任客户经理，客户经理助理的岗位空缺出来就可用于招募大学应届毕业生。而在疫情之下，原本金融行业的频繁跳槽也大幅度减少，即使企业变相降薪或减少福利也不会引发企业员工的跳槽或离职，所以企业社会招聘岗位的流动性基本凝固，进而也影响到企业的校园招聘。当前，有些金融企业能够释放出来的岗位只有销售岗，某些保险公司一般会在经济下行周期逆势扩招销售人员，往往以极低的底薪招募大学生或社会待业人员，但这种就业供给不具备稳定性和长期性，后续这类销售人员跳槽和离职的概率较高。金融行业对于人才的招聘需求往往侧重业绩导向，金融产品销售岗位是最能带来商业利润的岗位，所以该类型社会招聘需求巨大。而金融产品销售不仅对于应聘者从业经验有着很高的要求，对于应聘者是否具有高净值客户人脉资源圈也极为看重，因此该类型岗位基本上都不招募应届生。而能够招募应届生的岗位基本都是金融行业的中后台，这类行政辅助类型的岗位极少，每年能够释放出来的职位都不到10个，但往往会面临上百人乃至上千人的竞争。
大学生就业相关政策帕累托改进空间较大
在体制内的就业市场中，通过诸多严格的硬性条件门槛来遴选应聘者已成为惯例，这主要源于市场中存在巨大的人才供需比缺口。在此环境下，要寻求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钥匙，就必须找到政府、市场、大学生三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如何既能保障大学生合理的就业需求，又能发挥大学生人力资本驱动企业利润增长的内生引擎作用，政府在大学生就业相关的政策创新方面大有可为。目前来说，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多类型的就业市场对于满足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不同年龄的大学应届生毕业生尤为必要。比如：今年两会代表提出的延迟退休和“35岁求职门槛”等现象，都有较大的政策帕累托改进空间。据相关数据统计，我国博士毕业生平均年龄是33.17岁，如果博士毕业生之前有2~3年的工作经历，基本上年龄都在35岁以上了。所以35岁的年龄门槛显然不太适合博士研究生以上的高层次人才招聘条件，而且部分理工科专业甚至有5~8年学制的博士研究生，这类高精尖人才在某一专业领域已达到很深的造诣，也奠定了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高层次人力资本基础。
如果这类高层次人才毕业就面临失业的挑战，岂不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尤其是医学、理工科、经济金融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往往随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更能发挥出产学研结合的商业价值，因此对具有工作经验的应届博士毕业生，35岁的求职门槛显然会约束到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我国经济和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中高层次人才的贡献，而中高层次人才的培育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工作经验的积淀，所以针对中高层次人才的招聘和引进门槛应放宽年龄限制。未来大国之间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等综合国力的竞争，更多地体现在中高层精英人才的竞争上。比如在基础理论科学、信息技术、经济金融领域，有丰富从业经验的复合型专家非常受市场的青睐与欢迎。因此，打破年龄的壁垒是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趋势的需求。而在体制外的民营互联网企业的就业市场中，以商业业绩为导向遴选应聘者成为新常态，细化的硬件门槛限制则少很多。民营企业对于年龄、学历、教育背景等条件设置较为宽泛，年近50岁的计算机从业人员在社会招聘的就业市场中仍有需求。
与时俱进推进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给侧改革
拉动我国经济增长有常见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在疫情的扰动下，三驾马车的功能均受到严重制约，以知识付费和精神消费为主要载体的网红经济异军突起，创造了大量专业技能型的岗位供给。互联网机构对于信息技术方面的程序员需求较大，也创造了一大批知识型的高收入群体。近年来，互联网平台中的网红专家大多具有数十年职业技能，有些专家并没有耀眼的名校教育背景，但却能创造出深受市场欢迎的文化作品，并从中获得丰厚的市场化业绩报酬。这表明，解决我国大学生就业问题应与时俱进地推进供给侧改革，倒逼我国教育行业提升大学生的职业核心技能。我国新兴的互联网共享经济领域可容纳大量的大学生就业和创业，并且该领域还能提供不低于体制内同等的薪资福利待遇。有些“90后”乃至“95后”大学毕业生专注于自身擅长的领域，将专业特长发挥到极致，最终在资本市场成功融资并顺利上市。
在知识付费型行业的就业市场中，也表现出与传统就业市场不同的特质，市场上极为火爆的财经视频，很多并非出自于知名经济学家，反倒是一些普通大学的经济类本科生制作的财经视频，由于其通俗易懂而广受市场欢迎，这说明我国财经教育降维变现的市场空间非常大。另外，我国高等教育还应与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真实需求紧密结合，通过高校与企业合建实践教学基地，衔接高校专业知识供给与企业职业技能需求之间的关系。例如，目前很多企业对于大学生的电脑办公、互联网运用、社交营销技能等要求较高，高校应加强对于这类专业技能的培训，邀请企业高管来高校教学。目前全国各高校也推出了校外创业导师制度，有效弥补了高校在实践教学方面的不足，对于拓展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交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