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农村疫情防控面临的新形势
来源：新三农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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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08-12 11: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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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实践，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即便与2003年SARS危机相比，农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面临的形势也大为不同。从疫情传播机制和应急响应全过程看，当前农村疫情防控面临的形势可谓喜忧参半，既有因形势变化不断累积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因素，也有因形势变化带来的有利因素。
（一）农村流动人口数量庞大，流动人口成分日益复杂
人口流动是疫情传播的重要因素，农村人口流动形势使疫情输入性风险大大增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庞大。自1989年第一次出现“民工潮”以来，农民外出务工便成为一种常态化经济社会现象，农民工数量也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其中到乡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如果在城市遇到疫情危机，返乡避险会成为农民工的一个重要选择，这在2003年SARS危机和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都曾大量出现① 。尽管进城的农民工平时回乡次数较少，但目前便捷的交通网络和出行条件使外出务工人员回乡更加方便，人口流动性也更强，这大大增加了农村疫情防控的难度和风险。另一方面，农村流动人口成分日益复杂。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不断深入，今天的农村人口流动已不再是单一从农村向城镇输出，市民下乡也成为一种新趋势，市民下乡的诉求也已从单纯地体验乡村生活向休闲体验、观光旅游与投资兴业并举。随着各种制约市民下乡的制度障碍被破除，市民下乡将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重要路径。可以预期未来的农村，特别是那些具备平面资源向空间资源立体开发条件的农村，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市民，因此，农村流动人口的成分也会更加复杂，疫情外部输入风险也将进一步增大。
①2003年SARS疫情期间，受疫情影响返乡的农民工数量多达400万人。受春节和武汉疫情因素的影响，大约有500万人离开武汉，从武汉“封城”时间正式生效前离城人口的各种表现看，对疫情恐慌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与SARS疫情时农民工的反应有着高度相似性。
（二）农村居住方式多元化，村落熟人社会基础日益消解
理论上讲，与城市疫情防控相比，农村熟人社会特征和农民分散居住的空间特点可以大大降低农村疫情防控难度。但在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裹挟下，农村所具有的熟人社会的社会基础不断消解，日益呈现出半熟人社会和无主体熟人社会特点，村民个人生活私密度不断提高，农村信息透明度不断下降，农村疫情防控难度不断加大。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那些不时暴露出来的因隐瞒重点疫区经历而被感染的案例便是很好说明。基层组织在疫情防控过程中除了动员群众进行群防工作外，有关部门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科学技术开展技防工作所发挥出的不可替代作用，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反映了今天农村疫情防控面临的复杂局面②。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使农民集中居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的重要工作抓手，农民分散居住空间格局逐渐被打破，农村居住方式呈现出分散居住、中心村集中居住、小城镇集中居住等多种形态并存格局。在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受建设规划、农民居住意愿、工作推进方式等多种因素影响，很多地方农民集中居住打破了原有村组界限，同一村居农民往往分散居住在不同小区。这种空间聚落形态变化进一步解构了村落熟人社会延续基础，同时也加大了村组对人口管理难度。在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很多地方政府出于节约建设用地指标考虑，通常建设多层或小高层楼房，且容积率往往较高，人口密度较大。即便建设的是两层别墅，也大都是连排或双拼结构，与原来单门独户的平房或楼房相比，建筑密度大幅提高。一旦爆发传染性较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尽管农民集中居住小区对人口流动管控和保障物资供应相对容易，但相对分散居住的农村，疫情传播风险将会大幅提高。
②在跟基层干部进行电话访谈中，时常听到他们谈起这样的事情，在村里还不掌握某个村民情况时，上级组织便发来该村民行程信息，让村组干部进行防控。
（三）农业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农民生活方式日益城市化
此次疫情不仅是对政府社会动员能力的重大考验，更是对农村物资供应保障能力的一次全面检视。除居住方式发生显著变化外，今天的农村与2003年SARS危机时相比发生的另一个显著变化便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发生的深刻变革是农业市场化程度大幅提高，反映到实践中便是农业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我国自1990年代中期实施农业产业化政策以来，经过20多年持续推进，今天大多数地区农业生产都深深嵌入到农业产业链条中，成为各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这不仅意味着农民自给自足能力明显下降，更意味着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波及到整个产业链。疫情暴发后，因疫情防控采取的一级响应举措对畜禽、水产、当季果蔬等产业产生的严重冲击可见一斑。这不但直接影响相关农产品供应水平，更对相关农业从业人员收入产生负面影响。农民生活方式的最大变革是日益城市化，这一方面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又深受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变化影响。统计数据表明，2018年我国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比例为33.83%全国有1/3的耕地实现了流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三项的比重为63.33%，如果将来自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一并计算在内，非农收入占比高达76.12%；农村中纯农户比例仅占18.9%，高达70%农村人口具有农村和城市双重身份。在这种变迁中，很多农户原本可用于增加收入的庭院失去了经济功能，仅仅成为一个生活场域。土地流转使一批农户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另外一批流转了土地但因为年龄、家庭等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农民则成为农业产业链条的工人，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大幅弱化。传统农户家庭所具有的生产和消费两种经济功能逐渐分离，与城市家庭呈现出越来越高的相似性；而那些已经完全流转了土地但还在农村生活的农户，除了生活空间仍在乡村、收入与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外，其他方面与城市家庭差别越来越小。这一变化意味着，在农村疫情防控过程中，需要对农户提供更高水平的生活物资供应保障。
（四）农村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城乡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大量实践表明，信息公开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伪信息扩散在公共危机演化过程中产生的负面作用也越来越大，不但加剧公共危机破坏性，甚至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信息公开能否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中发挥应有作用，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及相关媒体能否及时提供准确信息，二是公众能否及时获取准确信息。对于广大农民而言，这又与农村信息化建设水平高度相关，其中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和普及程度是一个关键指标。统计数据表明，2018年底，我国行政村通光纤比例已达到96%，行政村4G网络覆盖率达到95%，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38.4%。截至2019年6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5亿，总量比2018年底增长305万，占网民整体比重为26.3%；从上网设备看，网民通过手机上网比例高达99.1%。农村信息化程度大幅提升，使农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可以有效降低信息传播成本，从而起到对农民进行快速动员的作用。
但与城镇信息化发展水平相比，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城乡数字鸿沟问题仍然不容忽视。有关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城镇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74.6%，显著高于农村地区；2019年6月底，城镇网民规模占比7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比，显著高于农村网民比重；从年龄结构看，50岁以上网民群体占比13.6%，也远低于该年龄段人口所占比重。从互联网应用看，农村网民使用手机的功能高度集中于社交和娱乐，互联网应用质量相对较低。由于农村空心化和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常住人口对互联网信息甄别能力也相对较低，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网络谣言等伪信息因素干扰。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容易引发紧张、恐慌等过激反应，进而采取过度应对措施，使疫情防控面临新的不确定性，无形中增加了疫情防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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