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两个文件非常重要，一个要素市场改革的文件，还有一个文件是关于城镇化的，也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很多人将这两个文件解读成疫后启动经济恢复和应对疫情的重要措施，我觉得应该是有这种考虑的。下面我主要谈三个观点。

  第一，关于经济刺激与要素市场的关系。我们现在很多做法着重于如何在应对疫情的措施上加码，也就是如何刺激经济恢复。也有学者在讨论经济刺激过度的可能负面后果和对疫后经济转型带来的扭曲。但我也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冷静的呼吁与部门实际做的不一样，反差很大。部门在忙着怎么样把这些钱落到项目分下去，承接这些项目的人都觉得是好事儿、好机会。这比资金该怎么保证投准、投对呢？经济刺激、疫后恢复不能简单就是编制项目，接下来就是采取政府行动。这些资金的投放如果不跟要素市场发展结合起来，最后只会变成政府行动。如果最后就成为政府在这里投，政府在这里分项目，从整个经济运行和经济活动来讲这是一种倒退。

这个危险不是不存在的。这次的疫情从应对来讲，实际是靠体制最后国内的疫情蔓延给压下去了。但是，疫情肆掠压下去的同时也造成我们整个经济恢复的难度非常之大，因为为了打这场仗，我们不得不阻断了所有的要素，先是堵人、堵物流，堵这两个以后实际最后你的资金往哪流呢？还有资金使用的主体越来越变得往政府这个方向去走。现在我们转入经济恢复，就必须要认真研究怎么让这么大一笔钱投对，避免变成政府在这里唱独角戏。在转入经济战役阶段后，比上项目更要紧的是，将我们应对抗疫战争中的各种要素阻断状况尽快想办法解决。如果不尽快加一解决的话，我们经济恢复的后果会非常困难。道理在于，因为疫情应对造成的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比疫前的作用还要小。市场的作用不恢复，要素的流动不通，就变成政府在经济恢复中更强的主导。所以，我想转入经济恢复阶段，现在要尽快恢复要素的流动，包括人口、物流等等。经济应对方案除了补短板，另一个就是跟着市场恢复程度走。

  第二，是要以这次疫情为契机反思我们的城市化模式。城市化模式的要害在哪？我们原来都觉得这个城市化模式是低成本的，就是农民在沿海地区挣钱、消费、就业，最后他的归宿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就是我们讲的候鸟式的城市化模式。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模式非常高成本。

首先，这次疫情发生在春节，好处是这几亿人被隔在家乡避免了一场大灾。但是疫情后的封村、封城，也把城乡之间的路给堵死了，也就把原来的候鸟城市化模式给阻断了。这几亿人春节过后回不去，就只能待在家乡，城市和沿海地区因为这些人回不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讨论疫情导致整个产业被中断了、要素被中断了，背后是什么？是我们原来这套城市化模式被中断了。中断的结果是城市化的高成本被显化了，不光是沿海地区，流入和流出地这两个板块的高成本都显化出来了。沿海地区更招不到工，这些人回到城市以后再被隔离14天，这些人回去以后找不到工作。另一头，这些待在乡村的人又不会搞农业，很多人原来说，农民工城里搞不下去就回去搞农业，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这些人回去没有搞农业，待在家乡的人根本没有就业机会，他已经不会搞原来的农业了，他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保证。这次疫情实际是把我们原来城市化模式的所谓低成本，实质是城市政府不支付进到城市的这些人的成本给露头了，这些成本在产业、在城市的正常生活等等都显化出来，在农村地区的高成本也显化出来，就是他回去也没搞农业，还有大家看畜牧业、饲养业这些产业这次全部被阻断了。这是在疫情幸好发生在春节。

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这次疫情不是在春节会是怎样？或者如果疫情就是在现在这个季节，这些人集中从他们打工的沿海地区、城市跑回到家乡，会是个什么样的秩序？怎么保证有序疏解？另一种情况，如果这些人全部被堵在城里和沿海地区，我们的疫情防控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城市以社区为单位，乡村以村组织为单位，这几亿人城里的社区管不着，乡村的村组织管不上，你靠什么样在短短时间建立起有效的防控体系来保证这几亿人的有序？还有这些人在城市的基本生活靠什么维持？

我们一定要借这次疫情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的城市化模式。我觉得城市化模式的改革，可能是我们下一步的重点，这不简单是一个刺激经济的问题，这是牵扯到我们下一步现代化走向的问题。基本的一条是一定要将流入地的人和流出地的经济阻断的状态改掉。

  第三，要素市场改革的前提是权利改革到位。要素市场改革喊了多年了，为什么进展不大？要素市场的改革如果没有权利的再配置是做不成的。我们已经呼吁了多年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这些市场我们一直在喊要改，但是如果相关权利问题不解决，要素市场改革就很难推进。你看看正在编制的国土空间规划、要实施的《土地管理法》条例，到底是会进一步推进市场的作用，还是在强化政府行为，造成市场的空间更小？我觉得，基本权利问题没有解决，要素市场是很难发挥作用的。比如进城农民的权利，进城的农二代和农三代的城市基本权利如果得不到，尤其是农二代的居住权、工作权、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得不到，这个劳动力市场是建立不起来的，还有农三代的教育权。要配合城市化模式的改革，实现进城农民的基本权利，向他们开放基本权利。土地市场也是这样，土地市场的核心是土地利用平权，农民有利用自己土地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权利。同时乡村也要向城市开放权利，实现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活跃乡村的生产要素，前提也是乡村要向城里人开放土地的权利，这里包括从事产业的权利，搞现代农业的权利。有了权利开放和乡村要素的活跃、主体多元，乡村的产业才能复杂化、多元化、专业化。另外就是宅基地权利的开放。只有这些权利的开放你的要素市场才能活起来。

我主要讲这么三个观点，第一个是就短期来讲的，但是背后还是要素市场的开放结合的，就是没有要素市场的开放，我们整个经济刺激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第二就是讲城乡关系，一定要借这次疫情，不仅仅要反思，还要真正改变我们原来那个把它作为优势的城市化模式。第三是市场化改革的前提是权利的改革。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集团党委书记兼院长、博智宏观论坛学术委员会委员刘守英，本文是在博智宏观论坛线上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